手段工具“花架子”，關鍵時刻“掉鏈子”
數字治理實戰(zhàn)暴露三大短板
面對洶洶疫情，以移動互聯網為基礎，大數據、人工智能算法、WIFI指紋等技術綜合運用的精準防控，在確保嚴控疫情的前提下，盡可能把對社會經濟、民眾生活的負面影響降到最低。
但此次抗疫大考也暴露出諸多問題。在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提出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背景下，如何讓數字治理進一步發(fā)揮效力、釋放潛力，值得城市管理者深入思考和實踐。
“智慧村務”推進鄉(xiāng)村治理數字化 徐昱
數字治理表現難如人意
為提升數字治理能力，近年來各地加大了智慧城市硬件設施的投入和建設。以數字政務為代表，相關數據顯示，截至2019年7月，數字政務已覆蓋我國422個城市，涵蓋1000多項服務，累計服務民眾達9億人次。
但半月談記者了解到，防疫期間一些地方智慧城市并不智能，政務服務抗壓能力、應變能力弱，涉及城市管理、服務的智能化體驗更是糟糕。
疫情發(fā)生后，東部某城市開通了在線口罩免費申領服務，應該說，這本是一項人性化的便民服務，實際效果卻難如人意。
該市市民張女士表示，為了搶口罩自己守著點緊盯手機，但是剛開始兩次登錄，系統(tǒng)都顯示錯誤。“連續(xù)搶了三四天，一開始始終登錄不上，沒過兩分鐘口罩又領光了，感覺根本搶不到。”
與此同時，智能管理末端許多基層干部也表示科技對工作支撐力有限，對許多并不智能的應用叫苦不迭。
在東部省份某小區(qū)，由于防控疫情，小區(qū)出入進行管理，居民填寫相關信息后，發(fā)放紙質出入證明或者通行卡。填表、檢查身份證、房產證、發(fā)出入卡……半月談記者看到，不少群眾排起長隊等待辦理、領取證明。居民手中的紙質證明和門口新設立的人臉識別門禁形成鮮明對比。
受訪社區(qū)工作者普遍表示，由于前期住戶信息搜集不準確，加上目前工作人員手機端App沒有相應數據錄入模塊，不得不采用填表這樣的老辦法。
實際上，在大數據精準定位人群后，許多村莊、社區(qū)，基層干部還是不得不啟用“土辦法”，例如對居家隔離戶只能采取24小時輪班“盯梢”，傳遞信息還是得靠打電話、“掃樓”。
“因為有些應用模塊是固定的，平時上報的信息選項沒有體溫這樣的選項。”一名基層干部說，“下指令可以通過短信等，但反饋就困難了。個人信息、體溫等填寫都是靠人工手寫，整理完了再錄入電腦，最后通過郵箱等手段上報?！?/p>
此外，一些地區(qū)一線工作人員表示，政務信息化后，數據孤島卻依然存在：“各部門數據不打通，只能多頭上報”“信息化反而增加了一道信息錄入的工作”……
暴露三大短板
針對數字城市實戰(zhàn)能力，受訪專家表示背后暴露出的是數字化轉型缺乏系統(tǒng)性、日常積累不足、治理理念落后等三大短板。
一是數字化轉型缺乏體系性。近年來，我國數字城市建設如火如荼，但許多創(chuàng)新、探索沒有打破部門藩籬，仍是內部“單打獨斗”缺乏統(tǒng)籌。
有專家表示，數字治理應該是一個包含各種“組織”“器官”的有機體概念：通過政府數字化轉型、市場主體數字化服務、社會組織數字化協同參與等，提升日常治理能力同時，提高突發(fā)事件應對能力。
浙江省工業(yè)和信息化研究院院長蘭建平說，人民群眾逐漸融入數字化生活，全方位的數字化使得防控措施得以落實做細。很難想象，如果沒有數字政務服務、城市配送服務、網約車等，在此次疫情防控中，我們如何開展大規(guī)模的居家隔離。
二是重事后管控、輕事前積累。清華大學應急管理研究基地副主任呂孝禮表示，數字治理重事后處置，輕事前積累、研判。“比如一些日常社會治理中，價值密度高的數據缺乏系統(tǒng)分析和利用?！?/p>
呂孝禮說，譬如110報警信息、12345市長熱線信息等，這些數據看似對疫情防控關聯性不大，但最能反映基層治理弱點、盲點，如果有相關積累和研判，在應對突發(fā)事件中，就能夠更好地因地制宜，靈活處置。
三是理念更新落后于設施建設，軟硬件不適配。部分地區(qū)雖然已在基礎設施上投入巨大，但領導干部、行政執(zhí)法者的治理觀念更新遠遠落后于硬件建設。不少干部思維仍存在“管控意識強、治理意識弱”“管理意識強、服務意識弱”的通病。
數字治理需要“形神兼?zhèn)洹?/font>
受訪專家表示，實現數字治理升級，不僅有賴底層技術、基礎設施建設，更需要組織形式與治理理念、思維方式的系統(tǒng)性轉變以實現“形神兼?zhèn)洹薄?/p>
首先是提升數字治理系統(tǒng)性。阿里云智能城市大腦首席架構師張琪偉表示，城市大腦部分應用已在20余個海內外城市落地，從“治堵之計”到“治城之策”背后體現的是數據作為驅動要素，從工具到系統(tǒng)的變化。
釘釘相關技術負責人表示，加強底層基礎設施建設，包括技術平臺(“城市大腦”等底層架構)、管理部門(數據資源管理局)、用戶體系(公務人員在線化)、數據積累等(部門間數據調用、共享)，并提升應急開發(fā)、應急響應的技術保障能力，短時間內可以建立、開發(fā)有針對性的數據模型和治理應用。
例如一些省市近年來陸續(xù)成立了專門的大數據管理部門，作為全面數字化轉型的數據中樞。浙江省大數據發(fā)展管理局副局長蔣汝忠表示，大數據局并不提供產品，而是起到一個數據交互中樞作用，為其他機構數字化轉型提供支撐。
其次是轉變治理思路。城市管理者宜從根本改變治理模式和思路，以數字治理提升治理精細化水平。呂孝禮等專家建議，針對目前底層數據積累等問題，推動數據研判、分析前置，改變數據層層上報的單一模式。在上報同時，可以通過在不同層級、結點，設置數據分析崗位，實現對城市數據分析的分層化、精準化，從而推動整體治理的精細化。
東部省會城市公安系統(tǒng)某領導干部表示，實際上，“大數據要做的恰恰是小事情”：通過情況摸排，發(fā)現社會治理的薄弱點、隱患點，事前未雨綢繆，事中快速響應。
第三是將數字治理建設成果納入績效管理。浙江省社科院研究員楊建華表示，數字治理投入并非拍腦袋、湊熱鬧，要將政府數字化轉型等項目納入績效管理，搞好評價和反饋，防止項目成為“花架子”。（記者 吳帥帥）
